高阳孙文正公逸事（清）方苞 杜先生岕尝言：归安（1）茅止生习于高阳孙少师。道公天启二年，以大学士经略蓟、辽，置酒别亲宾，会者百人。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为国庆，而今重有忧。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备物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虽毁身家，现难逭（2），况俭觳（3）乎？吾客食皆凿（4），而公独饭粗，饿小名以镇物，非所以负天下之重也。”

　　公揖而谢曰：“先生诲我甚当，然非敢以为名也。好衣甘食，吾为秀才时固不厌，自成进士，释褐而归，念此身已不为已有，而朝廷多故，边关日骇，恐一旦肩事任，非忍饥劳，不能以身率众。自是不敢适口体，强自勖厉，以至于今，十有九年矣。”

　　呜呼！公之气折逆奄（5），明周成事，合智谋忠勇之士以尽其材，用危困疮痍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贤中犹有伦比；至于诚能动物，所纠所斥，退城怨言，叛将远人咸喻其志，而革心（6）无贰，则自汉诸葛武侯而后，规模气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己省身忧民体国之实心自然崦忾（7）乎天下者，非躬豪杰之才，而根式乎有闻于圣人之道，孰能与于此？然惟二三执政与中枢边境事同一体之人实不能容；《易》曰：“信及豚鱼。”媢嫉（8）之臣乃不若豚鱼之可格，可不惧哉！

　　注释：

　　（1）归安：旧县名，治所在今浙江湖州。（2）逭（huàn换）：逃避。（3）觳（què却）：简陋。（4）凿：精米。（5）奄：同“阉”，指魏忠贤阉党。（6）革心：谓叛将远人洗心改过。（7）忾（qì气）：通“迄”，通行，遍及。（8）媢（mào冒）嫉：嫉妒。

　　方苞的古文长于叙事及论议。《左忠毅公逸事》、《石斋黄公逸事》及本篇均脍炙人口。

　　孙文正即孙承宗（1563—1638），字稚绳，高阳（今属河北）人。他是明不著名忠义之臣，《明中史》卷二五○有传，说他：“始为县学生，授经边郡，往来飞狐，拒马间，直走白登，又从纥干、清波故道南下。喜从村官老兵究问队要厄塞，用是晓畅兵事。”天启（1621—1627）初，清兵渐占关外地区。边防大臣及朝廷宰辅畏知如虎，一味主张后撤守山海关。

孙承宗却愿意前往关外察看形势，部署攻守方略。天启二年，明熹宗见边报警急，朝臣都推荐孙承宗去前方督师。在孙承宗一再请求下熹宗同意了，孙一出，根据实际情况选用人才，部署攻守，形势立即改观。魏忠贤当权，想拉拢孙承宪，特别派人送大批银饷等，被孙承宗知道了，上疏给皇帝说：“中使观兵，自古有戒。”使者碰壁回去，皇帝召孙承宗回朝。魏忠贤再想巴结他，“承宗不与交一言，”魏忠贤恨透了他，天启五年（1625）唆使爪牙攻击他，使他休官。崇祯二年（1629）清兵大举入关，“廷蔬争请召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今河北通县）”。孙承宗筹划方略，打退清兵。后来乘胜出师经略关东，收复失地二百多里。但这时崇祯皇帝听了周延儒、温体仁这些魏忠贤余党的话，兵部又故意延缓粮饷，使孙承宗恢复孙东的计划落空，随后又被免官家居。崇祯十一年（1638）清兵进攻高阳，孙承宗率领家人登城防守，他的儿孙侄孙等都壮烈战死。城破“被执，望阙投缳而死”。这时他已七十六岁了。

　　方苞对孙承宗非常钦佩，他有《书〈孙文正传〉后》一开始就说：“当明之将亡，其事最傎者，莫若杀死袁崇焕与置公闲地。”同卷《书〈卢象晋传〉后》又说：“明之亡，始于孙高阳之退休，成于卢忠烈之死败。” 《书〈泾阳王佥事家传传〉后》又说：“孙高阳久镇边关，功在社稷，而废弃八年，卒使城巷战，阖门就死。其所遇乃忧勤恭俭之君，亲见其困于逆阉，又赖其力以收畿疆，纾国难，而终夺于（），岂非开哉！”还有一些篇章，不再赘述，可见方苞对孙承宗的倾倒。而这些都与《明史》本传相合，《明史》是清朝官修的，孙承宗是抗清而死的。可见这是人心之公论，不是方苞一个把偏爱。

　　所谓“逸事”，指未见于史传的，又非一般人所了解的某些事迹。这篇这章分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叙述，后一部分发抒感慨，一开始表明材料来源。方苞在孙承宗死后三十年才出生所以要交代以示翔实可信。杜岕（1617—1693）字苍略，湖北黄风人，是方苞祖父的朋友，父亲的老师，方苞疵兄年青时也跟随父亲侍奉过他，称赞他的风范。（见《杜苍略先生墓志铭》）这里称杜先生表示尊敬。茅止生熟悉孙承宗的事，杜岕又闲时自听茅止生说的，又说给方苞父亲和方苞他们听。方苞妄图极强，这件事深入头脑，所以把它写出来。这篇文章是中年时期写的。

　　客人的一段责备是陪笔，为了引出孙的回答中表现的精神境界。这段责备极有波澜，先用对比句表示对孙的否定。可以设想当时会场的气氛。这叫先断后判，吸引住听众。然后分析理由，最后举出例证仅是“客食皆凿，而公独饭粗”，客人硬上纲说是孙故意做作；“饰小名以镇物，非所以负天下之重也。”这个批评，分量非常重，满堂必为之愕然。而孙承宗听了这样的批评，首先是“揖而谢，”称“先生诲我甚当”；然后交代出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说已经坚持了十九年之久。孙承宗的修养气度特别是为国家分忧的赤胆忠心，不是已经昭昭在人耳目了吗？这一段只写了两人的对话，加了孙承宗的一个运作。至于群众和那个批评者的反应却只字不提，留给读者自己去想像。文字极其简练。桐城文主张“雅洁”，这是很好的典范，真正惜墨如金。

　　第二部分是作者的感慨，实际是对孙承宗的全面评价，对那些倾邪小人的鞭挞。这是从上部分孙承宗的话引出的必然结论。孙承宗的事迹是众所周知的，不能重复但又不能不涉及，所以用极简练的方式分两层来赞美：先说他的智勇，还可以在唐宋名贤中找得到；再说他的忠诚感人，在诸葛亮以后，一人而已。然后再总结孙承宗的成就的原因：“是乃克己省身忧民体国之实心自然而忾乎天下者，非躬豪杰之才，而根式乎有闻于圣人之道，孰能与于此？”方苞是笃信孔孟程朱之道的，“学行继程、朱以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他认为只要能身体力行，必然能无愧于天地。这里他赞美孙承宗仍是“贱之甚矣”的唾弃。这段感慨的层次既清楚，又严密。在赞美孙承宗时提出“诚能动物”，就引出结尾用“信用豚鱼”来对比当时如周延儒、温体仁等媢嫉之臣的可恶。“信及豚鱼”之语见《易中孚》，言猪、鱼微物尚且为诚信所感，而媢嫉之臣曾此之不若。这一结用“可不惧哉”四字，感慨无穷，耐人寻味。这“可不惧哉”四字，作者不便明言，实际是提醒皇帝注意不要被这样的人所蒙蔽，有借古喻今的味道。

　　方苞主张义法。“义”就是“言有物”，指定的东西要有内容，要以孔孟之道为准则；“法”就指的“言有序”，主张文字的组织剪裁修辞造语等技巧。这篇短文从迁材组织到感慨议论都可使我们看出方氏注意义法的特点，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