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时人们所说的安居，好像是单指出家人的结夏安居，其实，安居分有大乘与小乘的两种，出家人的结夏安居，只是小乘的一种而已。

　　至于安居的由来，在比丘律的记载中，是这样的：

　　释迦佛住在舍卫城的时候，当时尚未制定比丘必须安居的戒律，比丘弟子们，一年到头，都在人间游行，尤其到了四月十六日之后，印度的雨季开始，路上处处都有虫蚁，比丘外出，不免踩杀；同时，比丘们在雨中游行，所带的衣物，也常常淋得既湿且重，携带吃力，行走疲劳。但是印度当时的其他外道出家，每到夏天的雨季来临时，便过安居生活，不再到处游行。因此佛教的比丘，便受到俗人的批评了，他们说：「诸外道沙门婆罗门，尚知三时，夏则安居；众鸟犹做巢窟，住止其中，而诸比丘不知三时。」

　　这事被佛陀知道之后，便为比丘结戒，每年入夏，必须安居。

　　在佛教的规制中，好多是根据印度古宗教的原有习惯，改良而来，除此之外，比如非时食戒、六斋日、布萨日等等，都是运用原有而通行的宗教惯例，换上佛教的内容而成立的。但那都是对的，外道固然不及佛教，却不必说凡是外道的，全是不好的。

　　当佛陀规定了安居的原则之后，安居中的问题，并未得到彻底的解决，比如住的问题、吃的问题、依止的问题、外出的问题、意外危险的问题，还有不肯安居及不能安居的问题等等，于是，佛陀又一一为之规定和释示。

　　安居者的第一件事，便是住，住在何处，如何住法？佛说，除了不应露地安居，其馀的，若树下，若小屋内，若山窟中，若树洞里，凡是能够坐而容膝，且不碰头，没有风吹雨打，与毒虫蛇蝎之扰者，打扫之后，便可用作安居的处所。但是安居中的比丘，不得远行乞食，所以必得靠近村落而住。同时，为了施主的便利，施主可以请比丘到家里及其附近安居；如果施主是船家，比丘可在船上安居（必须是不在航行中的）。如此，皆得成为安居。所以比丘安居，不一定是集体的，可以很多比丘在一处安居，也可以一个比丘单独安居；不过到了布萨日，仍须集僧（众）以布萨界的范围（最大可至二由旬半──约为周围七、八十里的区域），各到集会之处参加布萨。所以，比丘在白安居词之中，要说：「我比丘某甲，依某甲僧伽蓝，某甲房，前（后）三月夏安居。」比丘单独安居而住，但他们仍在界内（结界法此处略），仍在僧中。如果是新学比丘，五夏之内，乃至九夏之内，不得无依止师而安居，最低限度不得离师太远，应依一位知律的阿闍梨安居。

　　安居的方式，虽可自由寻找适当的处所，但于通常而论，仍以伽蓝（众园──寺院）中为普遍，在安居期中，大家一心修持，没有旁鹜杂事，饮食是由施主送供，或在就近乞取，但绝不得行出界外。因此，今日的泰国比丘，他们在安居期中，除了不到远方去旅行，日常仍到市内沿门乞食。

　　如果为了三宝的事及信徒的事，可以向出家的五众，一人前一说，便得走出界外，最长可至七日，若在阿兰若一人独住者，可例外。如有重要事，要行远路，七日之中不能往返者，可在僧中白二羯磨，出至界外可以多至一月（《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中准许多至四十日）。若有如此的情形，乃能算是结夏，否则的话，或无故，或不说，或未做羯磨法，走出界外，便算破夏。

　　但是还有例外，在僧伽蓝中安居，若有生命的危险，或有破戒的威胁，或有破僧的可能者，均可自行出界，不算破夏；若为施主请去安居，如果有生命的危险，或有破戒的威胁，也可自行离去，不算破夏。

　　安居的期限，共为九十天，但若由于种种的差别因缘，不能于四月十六日，实行安居者，可以逐日延迟，至五月十六日为止。因此，结夏安居，虽以四月十六日为准，但却不必非在四月十六日开始。于是，安居的名称，有分为两种的，也有分为三种的。一种是以四月十六日安居者为前安居，四月十七至五月十六的二十九日中，任何一天安居者，皆称后安居；另一种则以四月十六日开始为前安居，五月十六日开始为后安居；而中间开始的为中安居。但皆住满了九十天之后，始得解夏。

　　在安居期中，若是集体生活，除了不去人间游行之外，仍同平日一样，或坐禅，或说法，每至黑月十五日与白月十五日（印度当时以半月计算，上下两个半月，称为黑白两月），仍然照常集僧布萨说戒，不得受哑法──互相禁语不说话，犯者偷兰遮罪，应该相互规劝，彼此策励。这在今日的泰国比丘，确是如此作法的（见《海潮音》四三卷三月号淨海法师〈泰僧安居记〉），在我们中国的佛教，可说是变了样的，真正懂得安居律制的人，实在太少了！

　　安居的起因，是在护生，安居的功用，则在修道。以九十天的时间，一心办道，任修一种法门，只要精进以赴，当必有所成就，所以安居的功德很大。因此安居以后，佛陀允许比丘受功德衣，可得五种方便利益（另于〈迦絺那衣是什么？》文中详明），破夏的比丘，便不得享受功德衣的方便利益。所以比丘于七月十五日安居圆满之期，施主应该大施供养，所得的功德，也是最大，因为三月之中的修持，必有很多比丘证得圣果了。这一点，我国未能遵行佛制，出家人如此，在家弟子也是如此。

　　但是破夏的比丘，除了不能接受功德衣的五事利益之外，其馀一切照常，不会因了破夏而变小了，所以义淨三藏要说：「破夏非小。」而且破夏的比丘，虽不能于解夏之后接受功德衣，但其仍有一个月的时间，能够享受功德衣的五事利益（安居者可以享受五个月）。五事利益最要紧的是蓄长衣，如果破夏者不许一月乞蓄长衣，势将裸身一年了，所以佛陀慈悲。

　　我们再说大乘菩萨的安居。

　　大乘菩萨的安居，与小乘比丘的安居，在要求上是颇有不同的。菩萨安居不必一定要在夏季，并且不必全是出家人。凡是要修一种法门，限期取证，而能志同道合者，不论在家出家，男众女众，均可参与。例如：《圆觉经》的〈圆觉菩萨章〉中，就有安居的方便，兹抄其经文如下：

　　若复无有他事因缘，即建道场，当立期限：若立长期有百二十日，中期百日，下期八十日，安置淨居。若佛现在，当正思惟。若佛灭后，施设形像，心存目想，生正忆念，还同如来常住之日。悬诸幡华，经三七日，稽首十方诸佛名字，求哀忏悔。遇善境界，得心轻安，过三七日，一向摄念。若经夏首，三月安居，当为清淨菩萨止住，心离声闻，不假徒众。至安居日，即于佛前作如是言：我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某甲，踞菩萨乘，修寂灭行，同入清淨实相住持，以大圆觉为我伽蓝，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涅槃自性无繫属故。今我敬请，不依声闻，当与十方如来及大菩萨三月安居，为修菩萨无上妙觉大因缘故，不繫徒众。

　　在此二百多字之中，说明了大乘安居的方式、仪则、目的，与比丘、比丘尼的小乘安居法，虽然不同，但也能通于小乘，并能即大乘而代替小乘的安居。也就是说，如修大乘法门的安居，即可根据大乘法门修行，若到小乘安居的时间，也可以大乘安居法，代替小乘安居，不算是违律。

　　大乘与小乘的最大不同处：第一，大乘菩萨，重在心性的清淨，但能发清淨心，即可修学；小乘声闻，重在境界清淨，所以不得与比丘尼同住安居，更不得与白衣同住安居，白衣亦无安居之法。第二，小乘安居向僧中白，依声闻住；大乘安居，则于佛前白，并依十方如来及大菩萨住。第三，小乘的安居制度，毘尼明定，比丘、比丘尼乃在必行必守，否则即得越毘尼罪；大乘菩萨则非必要，安居是为精进修持，不安居也不违背佛制。也许我们中国的出家人，都是受了大乘菩萨戒的缘故，所以大多不行声闻律制──实际上未必如此，大乘安居法可以代替小乘安居法，如果到了夏季，不行大乘安居法，仍应遵照毘尼明定的制度，实行小乘安居，要是既不作大乘法安居，也不作小乘法安居，便算是行的大乘法门，那是自欺欺人了！

　　大乘菩萨的安居法门，在《圆觉经》中所要修的是止、观、禅那三法。在安居期中，或任修一法，或选修两法，或三法齐修。因为这是菩提心性清淨之安居，故许在家二众参加，但也未必不能没有在家二众参加，在家二众也未始不可自行修持。多人可以修，一个人也可以修。

　　其实，根据《圆觉经》的安居规定看，中国祖师们遵照各种经典，所编的各种忏仪行法，根本就是大乘菩萨安居法门的一种，另有莲宗盛行的打念佛七以及禅宗的禅七，也可看成大乘安居法的一种。因为凡是限期修持某一种法门而静处不动的，皆得称为安居法门。

　　但是，各种忏仪，以及佛七仪规定的各种事项，今人是很少如法遵行的了，尤其是经忏门庭中的佛事，更不用说了。说来真痛心，祖师们为了便于行者的如法修持，所以编定各种忏法仪规，后世的僧尼乃至所谓的斋公斋婆，竟拿来截手截脚以后，当作商品出卖！但愿我们能将各种仪规，细细地看一遍，然后再来如法行持，否则是有罪过的啊！因为这是通于大乘安居法的，所以顺便提及。

　　在小乘律中，犯了戒律，应当如法忏悔，未犯之前，则无忏悔之理；但在大乘菩萨，不论犯与未犯，忏悔──今生乃至往昔无始以来的罪障，是应该的。因为从无始以来，所造的恶业，无量无数，如不首先忏悔，修持期中便可能有魔障出现，所以大乘安居法，安居之后，要在三七日内，稽首十方诸佛名字，求哀忏悔──这就是需要各种忏仪的原因之一了。忏悔之后，才来修持自己所要修持的法门。这也是与小乘安居所不同的。

　　忏罪方法，共有三种：无生忏、取相忏、作法忏。又可归为两类：无生忏属理忏，取相忏与作法忏属事忏。本来，三种忏法不得偏废。但就事忏而言，大乘重于取相，小乘重于作法。若就受了大乘戒的比丘而言，取相固然重要，作法亦不得忽略。同时，作法忏罪，较为容易，取相忏罪，颇为难得。故在菩萨戒中，轻戒犯了，作法忏，重戒犯了，取相忏。但在中国，作法久已不行，取相亦少见功者。唯在比丘律中，未曾犯戒，不必先忏，故比丘遵制结夏安居之后，亦没有稽首十方诸佛名字，求哀忏悔的规定。

　　最后，希望中国的僧俗弟子们，如果环境许可的话，都能如法安居。如想真修持，最好是安居，一个限期不成，再来一个限期。因在今日的风气，上焉者讲求学问，中焉者盲修瞎炼，下焉者随俗同流，至于如法修行的，实在太少。讲求学问的，当是好的，最低限度，他不会带人出轨，他还是劝人修行正道；盲修瞎炼的，虽已近似邪见的外道，但还能够吸引一些愚众；随俗同流的，则无可论矣！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于美浓无住楼，《中国佛教》七卷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