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唯一以“宫”命名的佛寺，隐藏着何种秘密？

作为中国漫长古代王朝史的尾声，清代的角色十分特殊。虽然这并不是第一个由北方民族进入华夏核心区建立的统一王朝，但清代却在历史上第一次对东亚大陆不同的文化板块（汉、满、蒙、藏、回）实行了有效控制与统合。这成为今日中国所继承的最重要政治遗产，也形成了今日中国国家认同的基础。而实现这一宏大治理成果的诀窍，正隐藏在雍和宫。

雍和宫坐落在明清北京城的东北部，其后身紧靠着北城墙东段。北京城墙在二十世纪中叶被拆除并改建成二环路后，雍和宫成为整个二环路沿线最显著的古典地标。

雍和宫与一般佛寺不同，整个建筑序列的起点是南影壁和东、西、北三座牌坊围合成的横长庭院，这是与清西陵大红门一样的清代最高级别建筑组群入口。

穿过正牌坊后，是一条长长的辇道才能到达雍和宫正门——昭泰门，辇道长度几乎与昭泰门到最后一进院的整个轴线等长，这在中国平地佛寺布局中极为罕见

雍和门与后方的雍和宫正殿是中轴线上第一个大体量的建筑高潮，这两个殿堂与左右配殿围合成一个封闭庭院。庭院正中置有一座四角攒尖顶碑亭，这座碑就是清代著名的石刻文献《喇嘛说》，为乾隆帝亲自撰写并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铭刻。《喇嘛说》是乾隆帝对当朝佛教政策的全面概述，从“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的根本宗旨到元代过度崇奉“有妨政事之弊”的历史反思，再到“金瓶掣签”制度的建立，可以说直到今天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确认办法的合法性都直接源于此碑。

法轮殿原先是雍正帝的寝殿，他驾崩后还专门在移灵到此停灵以示“寿终正寝”；但法轮殿今天完全不是一个传统王府寝殿的样子。实际上，法轮殿屋顶的北坡上还有两个小阁楼，与南坡的两个一起环绕中央的大阁楼，形成一种中心对称的图式，是为附会须弥山的五峰。佛教认为须弥山是宇宙的中心，环绕须弥山的中心对称图式便是“曼荼罗”，因此法轮殿从形态上代表了整个建筑组群的中心。

法轮殿最精彩的看点是它的室内采光。外观上象征须弥五峰的五个阁楼上都设有窗，到了室内它们正好巧妙地成为了五个天窗。幽暗的室内空间中，从天顶射入的光线打在主尊宗喀巴大师像的头和肩部，给予这尊佛像以极其光明与神圣的光影效果。

万福阁是雍和宫最高的建筑，也是人们在外面街道上对雍和宫最深刻的印象。它是雍和宫中轴线上最后修建的一座。此处原来是雍亲王府寝殿（法轮殿）的后罩楼，一直保持到1748年（乾隆是三年），当年七世达赖喇嘛向乾隆帝进献了一根罕见的巨型白檀木，乾隆帝命令将其雕造为一尊弥勒佛，并在雍和宫造高阁供奉，这就是今天万福阁中的巨型木雕弥勒，它与承德普宁寺大乘阁中的千手千眼观音像是清代巨型木雕的双璧。因此万福阁就像河北正定隆兴寺的大悲阁一样，是因像而造阁。

整个雍和宫最后建成的建筑，是法轮殿东西两侧的班禅楼和戒台楼。六世班禅在1780年对朝廷的访问催生了北京和承德两地最后的一次大规模佛教建筑营造。乾隆帝早前已经接受章嘉活佛的灌顶，而此次专门修建戒台并让班禅在此为自己授戒，不但进一步确证了他本心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更通过做出以班禅为上师的姿态来怀柔拉拢西藏。由于授戒的显著意义，班禅楼和戒台楼成为六世班禅在北京访问全过程中规格最高、礼仪最隆重的活动。

而戒台楼中完好保存至今的这座戒坛，也是中国自七世纪道宣从天竺引进戒坛以来，中国对这一特殊的建筑类型——戒坛之长达十一个世纪的本土化设计实践的最后产物。它和雍和宫中许多其他建筑一起记录着一个帝国的抱负。

作为北京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雍和宫通常被北京人视作本地最为灵验的寺庙，终年祈福纳翔人潮涌动，香火蔚为壮观。每年农历初一抢烧头炷香更须排队达四十个小时，一日之内吸引七八万人。雍和宫在1744年改建后不仅成为全国等级最高的一座寺庙，也身兼规格最高的佛教教育机构、活佛驻地和佛像生产地。

因此，雍和宫的建筑和宗教供奉在有清一代成为一种帝国武器，有效地实现了清廷对疆域的宗教整合。今天它依然作为十一世班禅在京的首要佛事活动场所。